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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主席与毛主席的误会（续） - [边读边写]2007-07-27
虽然张主席与毛主席认识得不算晚，但是，真正相处的时间却并不多。基本上也就是在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到分裂的那段时间，再就是他在延安的那段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对时间较长一点的也就是延安时期，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有罪在身，毛主席也已经忙于各种事务，没什么时间接触。毛主席找张主席谈过几次，本是和解的意思，不想张主席却当成毛主席找他挑衅，和解不成，过了没多久他就逃离延安了。因为没什么接触，张主席对毛主席始终不了解，也就没能了解。直到张主席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对毛主席的怨恨仍然弥漫在字里行间。不过，造成这种误会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张主席对毛主席后来的成功的嫉恨，虽然这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张主席始终没能理解毛主席与中央，也就是留苏派之间若即若离、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张主席在谈到他与留苏派之间的斗争时曾提到，毛主席与留苏派之间的斗争是CCP实际工作者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意见分歧和斗争的延续。从这个叙述来说，他应该是知道毛主席与留苏派之间的斗争的。但是从他叙述两军会师期间他与中央的斗争和他在延安时的情况的意思看，似乎又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他似乎并不清楚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后与“中央”之间的默契与分歧，也不了解陕北时期毛主席与留苏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在叙述会师期间的事情时，他没有意识到毛主席与博古们对他的态度之间的微妙差异，也没能发现陕北时期毛主席与前期的张闻天和后来的王明之间的区别。在他的意识里，会师期间毛主席和博古、凯丰都对他不好，很有意见。首先是凯丰公开批评了他反对苏维埃运动的倾向，然后是博古以张主席仍然称呼别人“某某兄”的小节大做文章，指责他有封建主义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博古还抓住一些机会对他进行了斗争，批评四方面军的纪律不好、指挥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不够平等等等。而且，中央还在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张主席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在四方面军内部散布不利于张主席的言论。凡此种种，都是造成张主席对中央不信任的原因。但是，很客观地说，毛主席当时并没有指责过他什么，而且在尽可能地缓解他与中央之间的紧张关系。按照张主席的叙述，到延安之后，整他最积极的事实上也不是毛主席，而是张闻天和凯丰。在西路军失败之后，发起对张主席的斗争的主要是张闻天，而在前台指挥具体斗争的则是凯丰同志。毛主席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什么对张主席十分过分的批评言论。非但如此，在最早的党内会议上，当别人对张主席的批评已经发展到人身攻击的时候，毛主席还发言阻止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倾向。但是一向十分实事求是的张主席在这里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他虽然没有发现毛主席有什么迫害他的具体言行，但是他仍然凭直觉相信张闻天针对他的那些批评都是与毛主席在私下商量过的，或者说，毛主席是同谋者。不妨这样说，张主席对毛主席的怨恨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他在延安时期的内心恐惧使他根本没有可能静下心来冷静考虑毛主席与其他CCP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按照CCP从斗争陈独秀开始形成的习惯，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无情批评残酷打击就成了一种传统。张主席刚到鄂豫皖时也组织过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批评，想必对这些套路是很熟悉的，知道他犯的错误可能造成的报复会有多么严重。所以，他当时一直心怀危惧，对每个CCP中央领导人都怀有戒心，无暇冷静分析。另一方面，他到延安时期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已经基本树立起来了，之后他所看到的都是毛主席在CCP中央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所以他下意识地认为毛主席就是中央的一分子，中央对他的态度就是毛主席对他的态度，认定这二者之间不会有差异。此外，还应该考虑的是，张主席在50年代穷困至极的时候曾经写信给CCP中央，希望能回来工作，毛主席要求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没有积极的回应，于是作罢。这件事发生在张主席写回忆录之前不久，对张主席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切实的，不免认为毛主席这个要求有打落水狗之嫌。但是，今天看来，毛主席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毛主席个人可能对此完全是无所谓的，道歉与否都不要紧，只要肯回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总是好事。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毛主席允许犯过重大错误的张主席回国，无论如何必须对CCP中央有个交代，否则CCP的纪律就没办法维持了，队伍就没办法带了。应该说，毛主席在与张主席和解这件事上还是很有耐心也很有诚意的。会师期间和在延安时期，毛主席都是主动找张主席搭话和解的。在50年代这次张主席回国不成之后，60年代，张主席又提过一次回国，毛主席再次提出，回国还是很欢迎的，但是希望他能断绝与FBI的关系，可惜张主席又没声了。不过，即使如此，在追述他自己与CCP的历史时，他仍能冷静地发现，在对待留苏派的态度上，毛主席和他是在一个战壕里的，同属“老干部派”，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
张主席与毛主席的误会 - [边读边写]2007-07-22
用张主席自己的话说，28年他在党内受到批判离开党中央和31年离开党中央的时候，心情是大不相同的。31年的时候，由于立三路线的失败，地下组织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于是中央决定，当时在国内的几个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个苏区去。张主席和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任弼时去六军团，也就是湘鄂赣，周恩来带着中央机关其他工作人员去了中央苏区，找毛主席去了。按照张主席的话说，去苏联的时候他是满腹惆怅，因为这等于被流放了，而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他真是满怀豪情，有鱼入大海的感觉。其实他在鄂豫皖总共留了只有一年多时间，不到两年，但是直到他后来在边区政府当主席，他都最怀念在鄂豫皖的那段时间。KMT和蒋委员长总共高了五次围剿，其中一二三五都是针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是针对鄂豫皖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反围剿除了第五次之外，其余的几次都是成功的，而蒋委员长方面当然就是失败的了。但是，事实上，客观地看，调集中央军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进行大规模围剿的两次其实蒋委员长都是赢的，第五次用碉堡战逼走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就逼走了鄂豫皖。33年初，处于包围之中的四方面军不得不向西越过京汉线，开始长征。先是进入汉中地区，图谋朝北发展，不成后又向南越过秦岭，进入四川，在川北建立了根据地。后来最先到达陕北的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留守部队。之所以是徐同志，是因为他受伤了，跟陈毅同志当时被放在江西苏区留守一样。正规军都被带走了，战斗力稍微好一点的有机会也被改编为红军带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徐同志就带着这些留守人员转战在北方，后来也被迫离开河南，去追四方面军的主力，追到汉中的时候想越过秦岭与四方面军汇合，张主席也派了军队去接应，但是因为杨虎城的堵截，未能成功，只好向北渡过渭水，朝延绥方向发展，后来与陕北红军汇合了。按照张主席的记述，其实当时肃反最积极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沈泽民同志。沈泽民同志没有与四方面军主力一起行动，而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吸引敌人。后来随徐海东同志一起转移恶时候战死了。该同志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苏联时因为支持斯大林的立场而受到米夫的支持，从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比气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们来，他的斗争精神更强些，如果他没有战死，而是与张主席一起行动，后来到了陕北，对王明的夺权行动当会有相当大的支持。后来徐海东到了陕北之后，掌着人多枪多，在陕北红军里大搞特搞肃反，并且将刘志丹等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关押起来，其实都是沈同志的遗风。与沈同志相似的是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工人运动领袖出身，到六大的时候，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跟周恩来同志一起到苏区以后，他虽然名义上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其实实质上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中央苏区的肃反跟他关系也比较大。后来中央离开江西苏区时，陈毅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但根据CCP的原则，项英同志其实仍然是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央分局负责人。不过项英同志运气不错，在江南闪躲腾挪，居然支撑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于是成了新四军系统的最高领导人。新四军初期，叶挺与他关系搞不好，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别说是叶挺，就是他去陕北的时候，对当时已经成为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也不是很买账的。这个同志幸亏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不然会造成更大的牺牲。另一个与沈同志相似的同志是夏曦同志。夏同志也是28个半之一，也属于六大之后的新进，中央向各根据地分散时，他去了贺龙同志那里，也就是二军团，湘鄂西。现在我们一般能看到的肃反运动里搞得最猛烈的就是该地区，主要就是夏同志负责的。不过他的运气比沈同志还不如，还没等到被迫转移，他就已经牺牲掉了。按照张主席的观点，苏维埃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胡闹，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在被第四次围剿逼出鄂豫皖苏区后，他认为主要的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CCP的政治失败，即苏维埃运动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所以，在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他就认为必须对中央的苏维埃运动政策进行彻底清算。到达川北并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以后，张主席提出的入川纲领里就提出，要放弃苏维埃运动政策，建立西北人民政府作为CCP领导下的中国中下社会阶层的政治联盟。从本质上说，张主席的意思其实是说，国民革命仍然没有完成，共产革命还无从谈起，应该继续进行各阶层的政治联盟共同奋斗的国民革命。这个想法与毛主席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在具体做法上说，就是苏维埃运动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而张主席则认为应该采用更温和的路线，即对大地主进行瓜分，而中小地主应该采联合态度。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张主席自己起草了纲领作为文件，并召集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开会讨论。在会上，张琴秋同志表示了强烈反对的意见。张同志也是很有意思的同志，她本人是沈泽民同志的老婆，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沈同志牺牲后，她就改嫁了陈昌浩同志。陈昌浩同志在西路军失败后去了苏联，她就又改嫁给了四方面军总医院的院长。革命同志尸骨未寒，就上赶着娶人家老婆，看来也不光是刘主席才会干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张琴秋同志不仅自己反对，而且联系了已经失势的曾中生同志，准备联合倒张（张主席），不料偷鸡不成反蚀米，事情没干成，反倒让曾同志丧了命。本来张主席指望着四方面军的干部能够支持他的这个看法，没想到也未能获得支持。他只好转而冀望于与中央汇合后在中央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一再提出，应该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党的政策问题，对六大以来的政策进行清算，并改订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政策。不过张主席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这个本来正确的意见却提出在了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他最不应该的是把毛主席当成中央的主要政治责任人。在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与张主席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湘江战役失败后，李德的军事路线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容否认。但是，要改行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路线，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次政治交易。博古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钦定的政治路线，即使真的有问题，在共产国际没有表态前，CCP中央也不能贸然否定。《长征》里有一段讲遵义会议之前的，是周恩来去与毛主席商量，请毛主席出山重新负责军事，但代价是毛主席对政治路线不能坚持否定态度。所以，遵义会议达成的政治协议其实是，中央放弃之前的军事路线，并选择毛主席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西则必须答应不反对苏维埃运动路线。毛主席不像张主席那样固执，认为长征时期党最大的政治路线就是军事路线，只要军事路线能改弦易辙，政治路线也可暂时存而不论。按照这个交易的结果，毛主席成了军事负责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也成了整个中央红军的“护民官”。他不仅必须负责下一步的军事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也必须承担起保护其他人的责任。大敌当前，不是搞斗争搞分裂的时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张主席提出要清算党的政治路线时，毛主席既没有表示完全反对，也没有积极支持。客观地说，毛主席当时对张主席的看法其实是相当同情的，但是碍于他当时的身份，他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忙着斗争人家，既然人家已经让了步，就应该给人家面子，不伤害人家，所以不便表态。当然，还应该考虑到的是，毛主席虽然清楚这些，却不一定当时张主席与四方面军的状况，即毛主席不知道张主席亟需中央对他的肯定来弹压四方面军内部反对他的声音。张主席需要从中央讨一支令箭来向他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证明，他是对的，否则他的政治威信便会受到损害。所以，站在张主席的立场来看，毛主席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支持要么明确反对，只要没有积极支持，那就会被张主席理解为反对。同时，张主席不知道毛主席与当时的中央达成的默契，他错误的以为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中央的态度，毛主席不表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就等于中央反对他的意见。他把一系列本不应该划等号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理解，都划上了等号，造成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误会，直至后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分裂。张主席没有理解毛主席与中央之间的微妙关系，毛主席也没理解张主席为什么那么着急要中央表态，这是造成误会的主要原因。在张主席到达陕北之后，毛主席与中央的关系其实仍然是长征中形成的关系的延续，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张主席不理解这一点，所以对毛主席的戒心太强，连毛主席主动找他和解的举动都理解成了对他的陷害和污蔑，实在是太小气了些。这大概也就是毛主席之所以成为毛主席而张主席最后只能跑去给蒋委员长搞情报的原因吧。PS：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及各人下场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还有“半个”是指徐以新，后改名为徐一新，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 -
张主席在鄂豫皖 - [边读边写]2007-07-16
一般的说法都是“白雀园肃反会议”是张主席发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运动，大肆杀害红军高级将领的一次会议。也就是说，白雀园肃反会议是肃反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但张主席的记述却恰恰是相反的，他召集白雀园肃反会议，不是发动了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运动，而是纠正了此前的一些过激做法，保存了不少干部。按张主席的说法，他到鄂豫皖苏区的时候，那里还只有第四军，主要领导人是曾中生（张主席叫曾钟盛）和邝继勋，苏区也没有连成一片，还被一片白区分隔着。当时曾中生负责郑智工作，军事上由邝继勋负责，四军下设三个师，许继慎和徐向前都是师长。按张主席的讲法，当时曾中生的问题是他仍然在坚持立三路线，没有彻底纠正，邝继勋则被公认为能力不行，许继慎能力最强，有取代邝继勋的企图。但是张主席记述说，当时许继慎的能力虽然众所周知，但他也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生活作风问题很大，经常跟妇女同志乱来，找了不少姘头，有军阀习气；第二是他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政委不过问军事问题。徐向前同志则任劳任怨，无论是人品还是工作能力都为众人敬爱。就当时政治上的情况来说，鄂豫皖苏区的政权建设显然比江西苏区差了很多很多，苏维埃政府几乎只是军队的后勤部，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不高，军纪也很一般。鄂豫皖存在的这些问题，当时张主席虽然也不满，但并没有过分批评，而从苏联回国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沈泽民同志显然对政治问题很敏感，不仅提出对立三路线进行清理和斗争，而且批评了鄂豫皖老同志的政治工作不力，以及四军的军纪等，引起了四军干部的集体反感。张主席在处理这个事情上很是表现了他的能干。他一方面提出要尽快召开苏区人民代表会议和党代表会议等政权建设方面的会议，一方面表示沈泽民的批评并不代表中央对四军的态度，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同志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张主席到鄂豫皖苏区以后，先组织发动了几次战役，基本上实现了将两块游击区统一的设想，并且对苏区的地盘有所扩大。两个月后，按照张主席的计划，召开了一系列政权建设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对鄂豫皖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中央分局成为整个苏区政治和军事的核心领导机构，而作为中央代表的张主席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央分局的负责人，也就是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根据相关人员反映的意见，对人员安排也做了一些调整，首先是将邝继勋的四军军长职务罢免掉，改由徐向前继任，对邝继勋也没有废黜不用，而是让他去负责筹建另外一个军，级别仍为军长。曾中生的政治领导权被取消，改任四军政委。问题最大的许继慎问题，对许继慎的毛病做了很多批评，许继慎也做了检讨，会后对他的职务没有做任何调整，仍然是四军主力师的师长。显然，张主席在军事上当时没有特别的见解，但他的基本思路仍然是正确的，即不相信保守的防御能够保证苏区的安全，而必须以进攻来代替防御，其实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积极防御战。不过张主席似仍对游击战争有很深的成见，直到最后离开延安，他的这种成见也未能消除。不过当时的会议仍然决议采取进攻战略，打到苏区以外去，向东南发展，以策应江西苏区，减轻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压力，同时尽可能地打击周边敌军，扩大苏区范围。不过，采用进攻战略来防御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尤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远离苏区，保证后勤供应，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在苏区的特定条件下，红军的战斗力与政权建设必须相互配套，如果政权建设跟不上，即使红军占领再多的地盘，其实意义也并不是特别大。而当时的鄂豫皖苏区面临的问题恰恰就是干部的缺乏问题。中央此前派来了一些干部，但主要的是军事干部，具有政治工作能力的干部并不多，而政治工作干部恰恰是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干部的缺乏就使鄂豫皖的苏区范围一直不稳定，时大时小，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即使如此，四军仍然根据会议的决议，发动了向东南发展的战役。一开始的战斗很顺利，部队迅速推进到了离苏区中心二百里以上的地方。到了这里之后，军事行动暂告中止，政治上开始出现问题了。从前方回来的小道消息说，许继慎在会议结束后，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仍如旧贯地找姘头搞女人之外，对党在军队里的工作也大发牢骚，并声称他将率军离开鄂豫皖，渡过长江，要找中央苏区去了。张主席说，在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生病，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才逐渐好起来。到这个时候，张主席仍在病榻上，无法处理军委会的日常事务。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主要领导人就在张主席的病榻上举行了一个会议，最后决定派陈昌浩立即赶往四军，并授以相机制宜之权。几天后，陈昌浩同志送来的消息称，他此行有一个重大收获，破获了一个重大阴谋，即他发现许继慎事实上与KMT有联系，并有率军叛变的意图。所以，他立刻采取措施，逮捕了许继慎，并且在军中进行了整肃，总共抓了三百多人。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张主席突然没有再继续叙述他的病情了，而是开始叙述他如何果断地处理这件事。首先，他找了曾中生谈话，问他是否知情，知道後采取了何种措施等。曾中生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于是他又找许继慎谈话，问他是否有一个从外面来的参谋，该参谋是否与KMT有关等。许继慎对此供认不讳，于是就采取了措施。至于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张主席没有讲，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张主席在肃反中杀害了许继慎同志。但是，张主席不动声色地继续叙述说，他当时并不知道肃反已经扩大，知道后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召集苏区和四军的高级干部开会，要求结束肃反运动，不需滥用刑罚逼供等。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白雀园肃反会议。这个会议对四军后来的影响十分重大。这次的事情采用的是高级干部会议的形式，而不是象以往举行党的会议那样来讨论解决路线问题，实质上是等于中央分局的扩大会议。在党的主要负责人即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不能达到法定的举行会议的人数时，这种会议的形式其实就是一个代替品，而且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后来，高级干部会议一直是四方面军的主要工作形式，遇有重大问题，一律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决。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也曾要求召开一四两方面军和中央领导的高级干部会议，但这个要求在当时看来，显系给中央会议掺沙子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从而也引起了中央和一方面君对他的警惕，直至最后的分裂。在张主席方面来说，这个要求或许不为过分，而在器甲不完、士马疲惫的中央红军而言，自然显得是挑战中央的权威，企图架空中央。其次，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四方面军一路西行，到川北后，他认为由共产国际指示开展的苏维埃运动既然已告失败，就应该改弦易辙，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想法。他在鄂豫皖时即曾试图改变苏区的土地革命路线，将苏维埃改组为人民政府的形式，但遭到反对未能付诸实行。这次苏区既已放弃，他又根据川北藏族群众较多，连人民政府也不太可能接受的情况，提出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的设想。应该说，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是这样就等于完全背离中央路线自行其是去了，所以遭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其中张琴秋是主要发言人，并联络了曾中生。曾中生同志在许继慎事件之后即被降职为军委会参谋，随军行动，张琴秋联系他，引起张主席警觉，并再次采取了措施。这次同样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但对曾中生采取了何种措施，张主席仍然付诸阙如，未有交代。按照张主席写回忆录时记功不记过的写法推测，自是将曾中生处决掉了。应该说，张主席到苏区后的几手确实是高手手笔，处理问题不动声色却往往能收到意外效果。尤其是初到苏区时所采取的办法，良堪嘉叹。 -
托洛茨基与中国革命 - [边读边写]2007-07-11
上卷讲的是张主席作为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战斗和生活情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私人著的党史。起自辛亥革命张主席尚在孩提之时，结于广州起义失败张主席含恨去了苏联。历史地看，这个阶段刚好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大革命”时代，维新派与革命派合作推翻了帝制，国共合作又发动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大革命年代的张主席虽然也屡奋屡挫，到底意气风发。下卷开篇是张主席在苏联的晦暗生活，结局是他逃离延安。从一个失败到下一个失败，如临如履，惨淡经营，最后仍逃不过他不希望的下场，时也命也。
上兴起把上卷看完，前天就在网上找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看了看。看的本意是，我前面已经说过，共产国际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前途有莫大之影响，若老托能提供一点当时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情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当可使人对中国革命加深一层理解。用如今流行的话说，也算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历史了。
可惜，一看之下大为失望，对老托的好感度直线下降且不去说，就是以前一直至少保持敬意的所谓的老托的“理论水平高”也怀疑起来了。单以对当时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内部斗争、中国的各派势力斗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而言，老托去张主席之远，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张主席的记述涉及有关各方面，而且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条分缕析，对各主要人物的观点和在一时一事上表现都有记述和评论，而老托除了他攻击斯大林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至于一向为他的徒子徒孙们所吹嘘的文采之类，我也很不喜欢，寻章摘句的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写法之不入流实在网络辩论中也是处于中等水准。
当然，全文来看，老托延续了他一贯的文风，凡是错误的总是别人造成的，凡是正确的总是他最先提出来的。不过，在中国革命这个事情上，他要为自己洗刷，如果放在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俄国人看看，也就罢了，若是在中国这边看来，除了他的粉丝们，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最早的CCP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辩论中，反对国共合作的人的理论依据就是，中国社会很早就已经实现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而是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混合体，KMT也不是什么国民革命联盟，而是彻头彻尾的资本阶级利益代表，所以不需要搞什么国民革命，应该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革命阶段，建立苏维埃。而支持国共合作的人则认为，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国民革命是第一要务，KMT不是单纯的某一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而是包括工农在内的各进步阶级的革命联盟。按照这种观点，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CCP当然应该与KMT积极合作，先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同时在国民革命推进的过程中推动工农势力的发展，为下一步的共产主义革命打好基础。
后一种观点现在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反映到我们党党内以后，就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也就是老托和他的粉丝们一直极力批评的革命阶段论。托托们的观点似乎很彻底，不仅看透看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而且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确实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以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势而言，这种观点未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比如老托说，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成功以后，明知道蒋委员长是个反动派，却没有自己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反而拱手将上海的革命果实交给了蒋委员长。这话未免就太离谱了。首先，蒋委员长以前是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三二零事件等等，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当时一般中国人是否已经发现蒋委员长是个大反动派则是另一回事。张主席回忆说，陈独秀在四一二事件后跑到武汉时曾对他说过，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想到蒋委员长会搞突然袭击，全党上下不仅没有做丝毫的准备工作，就是连思想上的准备也是没有。其次，工人暴动虽然说赶走了当时的鲁军，但是鲁军的退出上海并不完全是革命工人的功劳。如果没有北伐军在浙江和江西的胜利，没有北伐军向上海进逼，鲁军当然不会轻易退出上海。即使一时实力不支暂时退却，也未见得就不会到苏鲁整顿后卷土重来。再次，如果工人拒绝蒋委员长进城，蒋委员长难道会很听话的离开？更何况，当时四一二没有发生，武汉的国共合作尚未破裂，CCP也未掌握任何军队，以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就说“你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
张主席更回忆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是一蟹不如一蟹，从维经斯基开始，马林不行，然后是鲍罗廷，然后是鲁易，然后是罗明那滋，一个不如一个。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甚以理论水平自傲，而鲍罗廷虽然与CCP无直接关系，却与斯大林关系不错，而且有国民政府顾问的身份，更易于对国民政府发生影响。每逢CCP开会，鲍罗廷就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理论辩论，搅得CCP当时该讨论的紧急问题都无法得到正常讨论和决议，要一直等到他们都吵得累了，大家才草草讨论一下做个决议了事。国共分裂后，鲍罗廷一看大事不妙，拍马便走，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陈独秀，共产国际又派来了罗明那滋。结果罗明那滋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支持者，要求CCP马上与KMT决裂，发动革命暴动，进入苏维埃运动，并决定进行南昌暴动。先前说陈独秀领导下的CCP太右，是机会主义，现在改了瞿秋白李立三，结果又弄出左倾冒险主义来了。
张主席被中央当作***产国际的少数派领袖派到苏联去后，又发生了中山大学事件。拉迪克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米夫等斯大林派与之斗争，结果牺牲的都是中国人，一直闹得一部分在莫斯科的CCP党员径自脱党，干托派去了，还不肯罢休。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苏联对KMT进行报复，将大批在中山大学培训的KMT党员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力。其中就包括注明的王若飞同志，还有小蒋先生。那时候的小蒋先生还是蒋经国同志，经张主席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才算是免了皮肉之苦。后来张主席在香港落魄，生活没有着落，小蒋先生一听，立刻拨款救济。张主席过世后无钱安排葬事，又是小蒋先生解囊相助。
当然，罗明那滋同志也是聪明人，回国后一看风向不对，立刻在共产国际大会上转投斯大林门下去了。不过，在老托被以反革命罪驱逐出境之前，CCP党内也有不少他的理论的追随者，比如注明的任弼时同志。好在任弼时同志迷途知返，苏联清党之后，他也就转变立场了。不知道今天的托托们会比他们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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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到南昌起义 - [边读边写]2007-07-08
记得去年在网上看过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对谈，其中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典范之一。毛主席神文圣武，英才天纵，这个自不必说，他的许多东西如果抽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都算得上是现代学术典范。不仅《调查报告》可以算是现代社会雪的典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也是现代中国文艺立论的典范，《论联合政府》是政治哲学典范，《论十大关系》更是宏观经济学的典范。但是，把毛主席的作品仅仅当成文本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毛主席之为毛主席，不是因为他的文章，而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现在很多人都不谈作为政治家的毛主席，只谈作为军事家的毛主席，其实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的下降。《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首先是一个政治辩护词，而不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经典。毛主席之所以在当时丛棘复杂的局势中还拨冗写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因为毛主席要做一个社会学家，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CCP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而对农民运动则不甚热心。最早的农民运动发生在广东的海陆丰地区，领导人是农运王彭湃，当然现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二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的领袖们只是听说了一些消息，并不十分了解情况。湖南虽然比上海离广东要近一些，但是消息却比上海闭塞很多。当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广东有农民运动的时候，在湖南的毛主席却并不知道。所以，毛主席在二大上提出应该重视农民运动时，并不是因为他受了彭湃的启发，而是来自他的张主席所说的“丰富的经验”。虽然当时党中央已经知道广东有了农民运动，而且声势也算不小，但是在当时仍然深信马列主义教条的党中央看来，农民运动显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歪门邪道。欧洲的革命不是从农民运动开始的，俄国也不是。所以，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也不能从农民运动开始。当然，在当时党中央还没有开始进行路线斗争的条件下，大家都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谁能干什么，谁擅长干什么，只要对革命有利，都可以去干，中央也不会特别反对。所以，当毛主席在二大上提出要发展农民运动时，与会者们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都显得非常淡漠，做旁观者状，也没有太多的支持。毛主席的热心提议没有得到中央的重视，就只好自己去搞了。以共产主义运动号召人的CCP对农民运动不热心，而国共合作后的KMT却相当热心，对此非常支持，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此事。至少可以说，KMT比CCP对农民运动更有兴趣当然，作为国民运动联盟的KMT对农民运动也不是乱支持，而是非常有限的，即支持CCP提出的减租减息的政策，而反对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激进办法。KMT一大之后，国共关系如胶似漆，农民运动也就如火如荼，我们党对农民运动虽然仍然不保太大希望，但是在现实政治中，还是把它与KMT合作的一张很重要的牌。党中央并没有采取非常具体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和促进农民运动，但由于毛主席的CCP党员身份，KMT还是把农民运动当作CCP的具体行动之一。所以，在国共谈判中，农民运动经常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而党中央也因此对农民运动不但不采取具体的推动措施，而且经常会要求毛主席等在具体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党员在政策上硬尽量节制，以免伤害国共合作。当然，作为国共合作的总导演，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对KMT比对CCP更有信心。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这种不付出代价却坐享其成的现实主义态度到了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变得越来越混乱。一方面，北伐军中的主力和大量中下层军官都来自湖南，他们要求农民运动不伤害到他们自己家族和亲戚朋友的利益；一方面，农民运动却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北伐军占领湖南之前，后一方面处于矛盾的主导位置。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没有农民运动在湖南的蓬勃发展，唐生智会否倒戈参加北伐军其实是很不一定的。到国民政府迁到汉口之后，后一方面逐渐下降，而前一方面则显得越来越突出。北伐军的将领和军官们越来越多的要求，湖南的农民运动必须保持克制，而湖南的农民运动却因为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而越来越火爆。因为在湖南农民看来，北伐的胜利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既然胜利了，自己的要求当然应该得到满足。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像让湖南农民运动与北伐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直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造成了国共分裂。很大意义上说，在宁汉之争中，宁方的蒋委员长之所以能够压倒汉方，也就是因为蒋委员长对农民运动的反对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反对，而汉方则显得犹豫不决，既不想伤害农民运动，又不想失去军队的支持。当然，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确实存在很多激进的地方，很多事情做得不应该，比如过早地对地主进行彻底地消灭，农民协会甚至自设关卡限制粮食流出湖南，私自向过往客商征税。当时全国的农民协会会员总共有900多万人，其中湖南就占到了一半以上。农民协会不仅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对待地主的态度上，显然政治上不够成熟，做法很幼稚，连李立三同志的老爹都给枪决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农民运动侵犯，李老爷特地跑到武汉去找了在CCP里当大官的李同志，而李同志也确实写了条子给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可见开条子走后门是很早就有的事情，并不是49年以后才有的事情，更与什么所谓的农民起义政权的封建残余扯不上关系。但是，李老爷一回头老家，还是被农民协会枪决了。按照张主席的叙述，就是这种过分激进的湖南农民运动葬送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也导致了南昌起义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的出现。但是，张主席似乎从来没有反思过党中央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否存在问题。农民运动的过火引起了KMT的紧张，所以KMT和共产国际都一再要求CCP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控制。他们完全完全不了解，其实不止是他们着急，党中央也是非常着急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着急与否，而在于他们完全没有搞清楚，CCP对农民运动的控制能力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强。比如李同志的条子一事，并不是湖南省委没有向下传达，而是还没等到传达下去，地方上就已经把李老爷干掉了。CCP对农民运动的控制不能如臂使指，难道完全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造成的，CCP光摘桃不浇水的现实主义政策难道丝毫没有责任？完全可以认为，如果党中央能够在农民运动的支持程度和投入上象对工人运动那样，在农民运动中也建立广泛的组织，农民运动就完全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起来，党的政策也就更易于执行了，而过激行动也就可以避免和纠正。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毛主席才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是为湖南农民运动写给党中央的辩护词，为的是说明，在党中央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而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运动不仅不是“糟得很”，而且是“好得很”。而在这同时，毛主席难道没有考虑到农民运动本身已经出现了的问题吗？当然知道，而且比谁都清楚。但是，他比中央更清楚，在这个时候，农民运动徐亚的是投入更多的力量去指导和纠正，而不是泼冷水。群众运动从来不需要自作聪明的天然领导，他们需要的是更能够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要求的人来为他们指引方向。不过，张主席们很无奈的是，当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都失败了的时候，却恰恰是他们一直所不重视而且强烈要求克制的农民运动给了他们希望和生机。有军队支持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先后失败了，而且一失败领导同志们就都作鸟兽散，湖南的农民们没有依赖旧军队，没有指望苏联的支援，凭着一千多人枪的力量为后来的CCP要人们创造了一个落脚之处。而这星星之火也成了革命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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