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一套播放的纪录片当然不是乱播的，尤其是在17大之前。按照常规，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这种片子就是视频版的人民日报社论。现在17大之前播放的这个片子当然就是先跟全国人民通个气，吹吹风，打个招呼，先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知道这次17大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片子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叙述了一下历史。建国前这段大家没什么太大的分歧，分歧主要是在建国后的这段，尤其是怎么评价前27年。对老左派、左转派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左转与否，当然是问题的重中之重。不过，从处理上来说，这个很短的片子并没有太多的纠缠细节问题，对前27年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的范围之内的，没什么重大的突破。今天老古在群里说，这个片子说文革时期虽然在政治路线上发生了重大错误，但在经济建设上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个进步。其实不然。这个调子也仍然在《决议》的范围之内的，如果冷静一点回忆的话应该就能想得起来，对文革的建设成就是从来没有否定过的，只是说耽误了工夫，言下之意是本来还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政治路线的错误，成绩就没那么大了。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片子很暧昧地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正是前27年的积累和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打好了基础。这个以前是没承认过的，这次承认了，说明毛邓衔接论已经正式进入我党的意识形态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个片子让老左派期待已久的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批评却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当然意味着党对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大方向仍然是认可的，问题只是在具体的做法上要进一步调整，要缓和社会矛盾，要继续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这种风向在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医疗改革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前年和去年官方曾经承认过医疗改革已经失败，并且采取了收缩性政策来挽回。但是最近的一个官方文章却说，医疗改革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仍然是成功的。如果怨声载道的医疗改革失败都不能得到公开的承认和清算，那么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自然也不会受到什么批评了。

这个片子实际上是重申了2002年以来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民族复兴、大国崛起，而这也将会是17的主题。这个片子有个小小的瑕疵，大概主创人员没有发现一个很扫兴的事实，在毛时代，天安门毛主席像旁边的两个巨幅标语，左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是“全世界人民联合万岁”。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复兴和崛起，而是要改变整个世界的。这也是毛时代的两个并行不悖的主题。现在单方面强调民族复兴，而不再强调中国在国际革命中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等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个片子重建了一个革命谱系，孙中山——***——邓小平以及之后的两代领导人。这样，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就被取消了，而成了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一个阶段。与此相应，这个片子没有强调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而只是突出了***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的民族解放和独立。

这样看来，甘阳所说的通三统中，其中的两统就已经通了，只剩了儒家还悬着。而这恰恰是强国左派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呼唤的结果。但是，一旦中国革命的主题被改写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取消了世界革命的意义，儒家传统进入进入民族复兴这个新意识形态只是早晚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守主义在未来几年里的市场走势还会一路猛涨。

《美军第4师》

这个片子是很早就看见过的，一直没买。买了以后又放了很久，也没看。长假前看了一下，用的快进。实在是忍受不了米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来买这种片子就是看个大制作下的战斗场面，看个热闹。结果没什么热闹可看，只有一个小分队发扬个人英雄主义风格，上去把德军灭了。情节太简单，意识形态宣传的技术还不如《亮剑》，看来米国的宣传部的同志们要向我党的宣传工作部门学习学习，认真研究《亮剑》、《长征》和《延安颂》，领会一下主旋律如何与当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次《亮剑》和《延安颂》都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可见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技术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米国的同志们抓紧时间学习了。圣人曰：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之谓也。

《铁三角》

一个超级大烂片。在网上看过一点介绍，说是这个片子是三个导演拍脑袋决定合作的，一个人编一段，然后连接成一个片子的。大概导演们觉得自己的做法挺前卫，其实很愚蠢。很明显三个导演的意图不一样，也没有达成一致，反映在片子里就是有好几个主题，但是却都不够突出。比如金缕衣和林熙蕾同志这个线索，不知道是谁想突出的，稍微有些意思，弄到最后又没有坚持下去，换成了巧合，也就是最后结束前的那段混战。混战那段的意思是技术流的，没什么太形而上的意思，就是玩个技术，又没坚持到底，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老套说教。孙红雷同志的形象最傻，前面给人的感觉总是深藏不露，以为他有什么大能耐呢，能干出什么大事来呢，结果就是最后时刻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立意还不如《肉蒲团》。

《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是太阳每升起一次，姜文老师就要老一天。姜文同志不知道发现这一点了没有？估计没有，要是发现了，大概也不至于要拼命地去拽青春的尾巴了。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是镜头叙事的狂欢，那么《太阳照常升起》就显得很无力，很失败。画面确实很漂亮，但是漂亮的画面效果应该不是姜文想要的。我喜欢的姜文还是《鬼子来了》、《寻枪》和《有话好好说》里那个姜文。《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姜文在拼命地寻找《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姜文，但是没找到。现在的姜文老了，就象崔健老了，王朔也老了一样。人不服老不行，他们以为自己个别人不一样，能拽得住青春的尾巴，其实是想错了。青春是拽不住的，人必须成熟，无论谁都一样，姜文不是也不会例外。扛着猎枪到处瞎逛的姜文和《红高粱》那个年代的姜文是两个人了，跟《鬼子来了》的姜文也是两个人。

秋天来了，一行大雁往南飞。要不是哪年的《读书》上讨论语文教科书的时候有人说这是诗，我大概也不记得这句小学课文了。

秋天的记忆多少总是有些哀伤的，小时候的记忆里很多与秋天有关。地上的落叶，夜里的露水，早晨的清冽，野地的雾气，都是秋天才有的。水果、月饼这些东西倒给我的印象不那么深。

到了南方以后，秋天总是很短的，差不多就是夏天和冬天之间的过渡，还没感觉到，就已经过去了。长沙、杭州和上海都是这样。只有前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上海的街上看见的遍地落叶至今还在心里。

上海今年很热，所以秋天都也没闻到往年的桂花香味，中秋就已经过去了。前天晚上说是有台风来了，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今天上网就看见消息说，因为台风碰上了冷气流，所以秋天马上就来了。今天暴雨一天，晚上下班站在风里等车，风一阵雨一阵的，感觉真是秋天来了。

虽然来的很突然，毕竟是秋天。昨天晚上，一阵一阵的大风吹着雨敲打窗户，我一向来睡觉见不得有什么动静，声音稍微大一点就醒了，所以一直睡得不好。早上也是早早地就醒了。

在龙门的那天，阳光充足，感觉日子也特别长，仿佛时间是停止的。这么小资的感觉也有了，看来上海的两年半确实对我影响挺大。

一日，幸长风公园。游人甚众，有太平迹象。

二日午，车驾发上海，次杭州，驻跸阿海邸。晚，唐谈、世游来会，谈笑甚欢。幸西湖，步自柳莺至于湖滨，清风徐来，游人稀疏，甚忆旧时与友人夜游事也。

三日午，幸万松书院，缘山上至凤凰山。凤凰山为南宋宫禁之地，后遭兵火焚毁，余迹荡然，惟湖石尚在，叹惋再四，深恨胡元之乱华。下山至八卦田遗址公园，该公园系新修，然规模粗具，足备观瞻。乘车至柳莺公园，游西湖学研究中心，窃笑其不文。晚，再幸湖滨，游延安路，繁华犹胜往昔。

四日，再幸湖滨，故居尚在，然已废弃。至松木场，临南华书店，得《杨一清集》一部。邃庵计诛阉瑾，三制陕西，入为辅臣，博学通达，有文武才，为武宗、世宗间明臣，世宗初治清明，有中兴之象，一清与有功焉。唯议礼不与士论和，为士论所不与，遂至湮没无闻。晚，与友人谈马论毛，颇感时人理解主席之庸俗。

五日，幸富阳，阿海从行。至富阳，徐勇来迎，适逢书店打折，购得书六册，《***选集辞典》一部，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四种，《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一册。饭后，幸龙门。龙门为三国吴大帝孙权后裔聚居之所，颇多明清建筑，开发未久，古意尚存，逃票之趣尤可回味。

六日，至自杭州。晚，购今年十期《读书》一册，王绍光所论预算国家意甚好。

其实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1949年的时候的国朝虽然也算是共和国，但并不能算是“人民共和国”，而是贵族共和国。1949年的时候，CCP进城，其实CCP自己并没有打算自己包办一个政府，最多是在这个政府里面充当大股东，只要处于控股地位就可以了。当时有很多迹象可以表明这一点。

首先，从国家的结构上说，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性质是一个合众国，而不是单一体制的国家。在1949年以前，CCP就在所到之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而这些解放区的人民政府并不是CCP的子公司，而是控股公司，组织原则基本上是按照延安时期的三三制。解放军打到哪里，这种政府就建立到哪里。比如东北很早就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内蒙也早在1947年就成立了自治区政府。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在已经解放了的地方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人民自治机构，而中央政府是1949年才成立的。那么从合法性上说，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是来自各个解放区的人民政府的认可，而不是中央政府赋予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合法性。毛主席在国庆大典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当时的权力机关是政协，而政协里面是没有真正的人民的，有的只是所谓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CCP确实在这个机构里面处于大股东的地位，但并不是完全控制的，从最低限度说，CCP还是保证了各个民主党派的独立性的，并没有在组织上对他们干预得太多。也对他们保持着最起码的尊重，至少可以说是当作客人对待的。而在政府组织上，CCP也保证了民主人士们的参政权，很多部门都是民主人士在当部长，连国家主席也有几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当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确实是两块牌子两个班子的，人员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却并没有完全重叠。

再次，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不久，CCP就开始有步骤地推动国家正常化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军队已经开始大规模复员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部队就是又重新召回的，而不是现成的部队就派过去了。当时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很明显，虽然军队干部在很多地方政府里都处于主导位置，却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来自部队，大量过去旧政府的办事人员都留用了。而这些人正是后来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要求轮流坐庄最积极的，也是后来反右的主要对象，结果这些人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什么劳什子知识分子。实际上，军队干部在当时CCP的政策下面并不是干部的主要培养方式，用军队干部充当地方干部只是一个过渡的方式。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爆发，CCP很可能会逐步复员军队，实现军队的国家化。而那时的军队干部们大多数都还没有尝到在地方上当官的好处，复员的阻力并不大。

又次，当时的CCP并没有打算完全依赖苏联，而是对米国保持着相当克制的态度。很显然，毛主席和CCP都很清楚，如果能够同时与两个大国保持外交关系对中国接下来的建设会更有利。当时的苏联虽然已经与中国建交，但并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信任，而是担心中国会走中间路线；而米国的外交部门也在努力试图沟通米国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留有余地。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萌芽都马上就枯萎了，民主人士们对CCP的信心开始动摇，CCP对民主人士的信任度也在下降。但CCP仍然在尽量克制，在镇反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不去牵连民主人士们，让他们继续在政府里面工作，担任职务。到1954年的时候，从法理上说，CCP已经完全可以踢开民主人士了，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这么干。但是CCP的这种宽容被民主人士们理解成了CCP离开他们就混不下去，所以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认为可以向CCP进攻、自己上去坐庄了，他们的过分自信和过度乐观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新中国短暂的贵族共和时期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