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继续在公交上看粟裕战争回忆录，挺有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活学活用***思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可以说，粟裕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好学生。他最初的军事训练就是在武汉时期的三个月短训。这种属于基础性训练，战术什么的当然学不到，最多也就是象现在军训一样，锻炼锻炼身体。到南昌起义的时候，他还在教导团扛枪，而且还中了一枪，就更加什么都学不到了。到了井冈山时期，他一直是基层干部，始终在连长和连指导员之间换来换去的。这段时间可以说他从毛主席指挥反围剿战争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后来作战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段时间学来的战术在打。但是他对毛主席军事思想有切身体会，还是在浙南的时期，从1934年到1938年，国共都和谈了，他们还在和国军打游击。这一时期的游击战生活对他后来在战术上的灵活是有密切关系的，可以说没有浙南这几年，就没有后来的粟裕。

反围剿的时候，毛主席的基本战术思想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然后就是当面对敌人的围剿时，不是到处去堵防，而是寻找战机，抓住机会歼灭敌人一路，打破敌人的封锁线。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区别，不争一时长短，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始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的。在具体的战术安排上，则强调灵活性，掌握战场主动权。粟裕学到的就是这些，后来在华东战场上的优秀表现都是来自这些。

粟裕捕捉战机的能力之强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当面对敌人优势兵力包围的时候，能够通过不断的转移来调动敌人，然后从中寻找战机，形成局部优势，歼灭敌人。一般都是选择敌人的软肋打，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会选择比较强的一股敌人下手，让人防不胜防。象抗战时期的几次对顽作战，都是这么打的。人不多，常常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选择主动转移，吸引一部敌人突出，形成优势后迅速歼灭。解放战争初期在浙皖边、苏中也都是这么干的，包括此后的宿北、鲁中、莱芜，都是这么干的。主动的、大踏步的进退来调动敌人，使敌人的战线和阵型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然后在其中相机打歼灭战。而且在宿北、鲁中、莱芜和之后的孟良崮都歼灭了成编制的主力敌人。

粟裕打仗的再一个特点是特别会利用敌人的矛盾。这一点在黄桥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黄桥战役中，他就是算中了三路敌人中，只有一路是有决心的，其它两路都抱观望心态，所以，只要他能抓住机会迅速打掉敌人主力，时间上不够其它两路同时援救，就都能够取胜。所以他选择了中间的敌人来打，而且都是速战速决，不给在两边的敌人反应的时间。孟良崮战役更明显。张灵甫向山上退的目的是想让共军进一步集结，这样就可以使外围的国军有机会逐步缩小包围圈，压制住共军的活动余地，以最后消灭。但是粟裕判断还是跟黄桥战役一样，与张灵甫距离较近的敌人如果不来增援，在强大优势兵力压制下，完全可以先歼灭张灵甫，其余敌人就会不战而退。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张灵甫在最里层坚守待援，结果旁边的国军始终没有下决心增援，遇到共军阻击就马上退回去了，直到最后张灵甫挂了。

再就是粟裕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先是从苏南南下浙皖，然后回师苏中，再从苏中转战宿北，从宿北又集结到鲁中，再转向莱芜，基本上每仗都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每一次战役都能从中获得新的进步。在浙皖是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到苏中后运动战基本成熟，在鲁中开始尝试大兵团作战，进行穿插分割，又获得了成功，到了莱芜以后又尝试了运动战与阵地战结合进行。而且，在鲁中战役中，还捎带着学会了打坦克，在攻城时利用爆破技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作战风格，这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粟裕去朝鲜打，估计我军能在技术战术水平上获得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前一阵听MSN上的朋友说，塘桥的地铁快要通了，如今繁华得很，地价房价都大涨了。上午去浦东公干，路过塘桥。虽然只是一闪而过，感觉还是变化不大，唯一的变化可能是那边有了一个麦当劳，就在原来的德克士炸鸡的地方。

刚来上海的第一份工作，上班地点就在塘桥。那时我还不习惯三号线换二号线，而是先乘公交到中山公园换乘地铁，二号线到了陆家嘴，再下车换乘公交，到塘桥下车。下班的时候先乘一趟公交到曹杨路，再换44路回来。早上去的时候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回来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样子。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七点半到家，吃完饭回来大约八点半。

那时的塘桥还很破旧，虽然已经有些工程在建，仍然让人感觉不到上海的气象。一直要往北走，到了第一八佰伴那里，才感觉像是想像中的上海。其实从第一八佰伴到塘桥，公交只有三四站路，真让人感觉一下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开始时是叫外卖，后来实在受不了那味道，就自己到外面吃，找个吃饭的地方要走好半天。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杭州来，一定要一起吃饭，就在那里找了一个小饭店，死贵不说，还没空调，我倒也罢了，苦了几个坐惯了空调房的老板。

那里的交通不算很繁忙，但是感觉特别杂乱。每天下班去坐车的时候，背后都是一排很老很旧的房子，是各种各样的小店，还有许多路边摊，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和烟。

那个德克士算是稍微象点样子的地方了，偶尔有朋友在我上班的时间来找我，常常让他们在那里等我。德克士的东西没什么滋味，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难得看见。不过说来也巧，我在杭州的时候，住所背后的延安路边上曾有一家，和几个必胜客斜对门，如今也已经没有了。04年国庆在西安闲逛，也发现过几个，在西安倒是感觉像模像样的。06年春节回家，临走前的晚上和两个朋友在小城的街上闲逛，想找个地方坐一会，找了半天没找到开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德克士，生意相当好。在那个只有20万人的小城里，这个店里都讲普通话，显得很是与众不同。

那年七月底拿了工资以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再未去过。不过，上海的路名都是各地的地名，有特色的不多，象杭州浣纱路这样诗意的名字不多见，所以塘桥这个名字算是稍微别致一些。今天再次路过，虽然只是匆匆一瞥，还是很看了几眼，那座过街的天桥还在，那家邮局、银行、我上班的那座破旧的大楼，也都还在，只有那家德克士已经没了，换成了麦当劳，大概那家德克士搬到更乡下的地方去了吧。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今年的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我也是碰巧看到的，大概清高的人们都觉得这种主旋律的活动没什么太大意思，看不看都不要紧，无所谓。其实不然，我以前也装清高，也没看过，这次看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现在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正在变。

获奖的片子包括《延安颂》、《在太行山上》、《张思德》等等纯粹主旋律的片子，但是也包括像《亮剑》、《恰同学少年》和《云水谣》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像《延安颂》这样的主旋律片子也是挺重要的，不难看，至少没有像《孔繁森》、《任长霞》这种东西那么难看。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可以算是反映了现在的党史研究最高水平，演员啊制作啊什么的都不错，可以说既好看，又主旋律。这也是这几年来主旋律片子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恶心，或者说让人一看就觉得恶心的那种东西正在越来越少，而像《延安颂》这种既好看又主旋律的正在成为主流。

不过，这还不是罪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最主要的变化还是《云水谣》和《恰同学少年》、《亮剑》的入选，尤其是《恰同学少年》。虽然说这个片子能够获奖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他讲的是符合主旋律要求的事情，但是稍微看过一点的人大概都能看得出来，这个片子的整体风格和人物的精神风貌都跟主旋律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主旋律那么永远正确，没有那么四平八稳，整个风格充满了船山以来的湖南气质，就是很有冲劲，但是感觉人不那么浑厚，没那么和平中正。这一点只要与《延安颂》做比较就能看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片子本身在制作的时候主导思想并不是弘扬主旋律，而是冲着现在的市场去的，而现在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就是宣传爱国主义的片子。而我们都知道，以往的主旋律片子制作并不是这样的，比如像《孔繁森》、《任长霞》这样的纯粹歌功颂德的片子，就明显是由宣传部门策划制作的，本来就没考虑市场和观众的反映，而是只考虑是否充分表达了我党的意识形态说教。以前的绝大多数主旋律片子就是这么制作出来的，所以常常是花钱花了不少，群众反映往往很差，可谓吃力不讨好。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像《亮剑》，其实也是不符合我党我军的光辉形象的，很多左派同志就说这个李云龙根本不像共军，而像土匪。还有像《云水谣》，其实就是个商业片，而且是很初级的商业片。但是这样的片子却入选了，这就说明，宣传部门的同志们的工作思路可能在变，要从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了。以前是计划经济，所有的影视片都是宣传系统的同志们制作的，买家也是宣传部门，参与制作的同志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有限。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不一样了，宣传部门的同志们不用再这么辛苦了，不用管制作的事情，只做采购工作。也就是说，可以大家都来制作，制作好了宣传部门的同志们来选，选中了就成了主旋律，选不中就拉倒。

所以说，现在的同志们以为，像《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这样的片子一点不反映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同志们的意图，其实是大谬不然。像《亮剑》这样严重无视我党的政治工作在战争时期的功劳、把功劳都算到军事主官投上的片子，原来写小说的同志写的时候总不至于就想着这个破小说以后要拍成电视剧还要得五个一工程奖吧？这种文艺作品的制作人员有没有宣扬什么意识的意图是一回事，观众从中感受到的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之间嫁接的桥梁就是宣传战线的同志们。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我并不确定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解放思想的过程——看样子现在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要不然就不会搞出《孔繁森》、《任长霞》这种纯粹恶心人的东西来了。但是，现在组织的五个一工程奖本身就是一种诱导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比以前那种强制灌输的方式的效果好。这二年就很少听见有人要吆喝什么日流、韩流了，打开电视看到最多的就是反映我党我军光辉英勇事迹的片子。如果奖金能够达到一定的数额，估计效果就更好了。

这种方式其实挺好，既完成了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任务，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何乐而不为呢？其实米国就是这么干的，米国这么干了，还让人感觉不到，天朝这边不少人就觉得米国没什么意识形态宣传。天朝的同志们要向米国的同行学习。

枪版，一个烂片子，效果很不好，不光是碟片的效果不好，整个故事也不行，影音效果都不行，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看得出来，导演在很努力地向大片学习，包括人物形象、美工、服装、音效和总体风格，都在努力地学。如果仅仅看一个专业方面，其实还不错的，比如美工，其实还可以，比较精致，音效也是。但是所有这些都叠加在一块，总体效果不但没有上一个台阶，反而让人觉得很凌乱。

这个片子基本上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不仅象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聂荣臻之类的都有表现，甚至连陈毅、陈赓、粟裕这种在当时没有参与决策的同志，都基本上照顾到了，给了露脸的机会。至于周恩来和叶挺，那就更不用说了。与以前一样，这个片子的第一主角是周恩来同志，基本上他起到了南昌起义总策划的作用。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片子里的第二主角是贺龙。当时贺龙还不是***员，而且我党对他也不是特别信任，只是抱着利用的态度，这次能到第二主角的地位，算是一个进步。

但是从编剧的角度说，还是有几个理解上的错误。

首先，南昌起义的关键点不再南昌，而在武汉。好比导弹，现在有的片子着意表现的和我们看到的只是导弹爆炸的地方，而真正决定导弹是否爆炸、在何处爆炸的却常常被忽略了。其实南昌的情况并不重要，对南昌起义这件事来说，重要性甚至还不如郑州。当时冯玉祥与武汉政府的谈判对汪精卫处理国共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拍南昌起义这样的题材，真正应该关注的还是武汉这个政治中心。在武汉这个大舞台上，国共双方、共产国际和冯玉祥等政治实力交汇，最终才催生出的南昌起义这个果实。

其次，对恩来同志的角色理解有重大误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这个片子的编剧的问题，而是这些年来我们党的宣传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这样的，让大家都误以为发动武装暴动是恩来同志的主张。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当时主张发动武装暴动最坚决的并不是恩来同志，而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南昌起义是党中央的决定，决定之后中央又决定派恩来同志赶赴南昌，负责策划，等于是中央特派员。恩来同志去南昌没几天，党中央又发生争论，讨论的决定就是派张国焘同志去南昌实地考察情况后相机决定是否发动起义。所以国焘同志到了南昌之后主张为了稳妥起见先推迟起义时间，以便他做最后的决定。而当时南昌的情况是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发动了。可是到现在，这个片子里面李立三同志和张国焘同志都是反面角色，李立三同志显得很轻浮，国焘同志也扮演了反对起义的角色。在事实上出现这么大的出入，很不应该。

再次，这个片子里面对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关系的立即问题比较大，好像是唐生智巴结汪精卫似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的唐生智慢说是巴结汪精卫，就是听不听汪主席调度都很难讲。在得到冯玉祥正式表态支持汪精卫之前，唐生智等于是武汉政府唯一的军事支点，所以颇有些人支持唐生智上位的。一直到冯玉祥表态支持武汉政府，支持汪精卫，汪精卫的腰杆子才硬起来，公开与我党分家，导致我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乘公交是个苦差事，尤其是乘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下班的时候还好，两次都是起点站，有个座位坐着，可以看点书，时间也就过去了。早上上班的车最难受，慢说是坐，连站也没处站。好不容易找个地方站一会，又会觉得无聊。所以想到买个MP4看看电子书。所以前一阵子就花了300大洋买了一个MP4，可以看看电子书，顺便听听戏。搞了一点京剧听了听，感觉也没以前那么烦了，虽然我还是更习惯听秦腔。电子书就不太好了，因为只能看TXT文件，而且没有书签，看了一会没看完，下次再看，要找到上次看过的地方很麻烦，非得把一个文件分成很多个小文件，保证一次能看完一个。这一阵看了一点《粟裕战争回忆录》，感觉挺好，尤其是他写的在浙南打游击的那几年。

刚开始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给他们的任务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江淮地区运动，在国民党围剿苏区的军队的后方活动，以牵制敌军主力，为中央红军转移创造条件。但是当时他们采用的又是兵团正规战的方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到后来其他人都牺牲了，刚开始只是担任参谋长的粟裕又被委任为挺进师的师长，要求南下建立游击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转移，委任粟裕为师长的中央是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也就是项英同志。然后粟裕同志就从浙皖边南下，到浙南的丽水、衢州、金华一带打游击。开始的时候500多人，全盛期有1500人左右，最后改编为新四军的时候还是带着500多人走的。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坚持斗争，能生存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还培养了不少干部，成了后来粟裕部队的主力。

感触最深的还是粟裕的人品。很多人的回忆录都是把功劳归到自己头上，责任扔到别人身上去的，粟裕同志没有这么干，总是很谦虚。有人说他一直让着陈毅是因为他需要陈毅帮他镇住新四军系统的将领云云，其实不是。他对毛主席，对朱德，对陈毅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尊重。他的回忆录是80年代写的，在总结斗争经验的时候仍然总结出“历史证明，凡是背离了***思想，革命就要遭遇挫折”这样的话来，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从经验上说，则是在当时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按照粟裕的回忆录记录，在离开中央苏区后，当时的军事主官寻淮洲就跟他的两个政治干部关系很僵，而且政治干部总是压制着他。他们先后牺牲之后，原任参谋长的粟裕该任师长，原任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任政委，两人又发生冲突。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见面甚至都要各带一个班的战士自卫，刘英更是曾经命令粟裕逮捕叶飞，还曾软禁过粟裕。到新四军时期，项英又分别与陈毅、叶挺冲突。一直到毛主席成为党的领袖以后，这种局面才完全改变。

说到这个，又想到了最近看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这个片子最大的特色是比《亮剑》还要更进一步，《亮剑》里虽然政委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毕竟政委还是在发挥作用的，而且有政委管生活、团长管军事的分工，而到了《士兵突击》里面，政委基本不发挥作用了。从军队自身建设的角度上说，这当然是好事情，军事主官的作用日益突出，自主权扩大，而在革命斗争的年代，其实政委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共军能够打败国军，最后取得革命胜利，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军队是一个有CCP领导的军队。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军队的装备什么的都很差，长项在于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军事斗争由军事主官负责，而群众运动和政治工作则由政委们负责。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最后成就了战无不胜的共军。

就现在而言，突出军队的职业化、扩大军事主官的自主权，这都算是好事情。但是，在历史剧里过分突出军事主官而忽略政治工作，就很不应该了。而且，即使在未来，政治工作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建设组成部分，也不能忽略。武器装备永远有比别人差的时候，而这时候需要的就是用政治工作来弥补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