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见一个对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研讨会记录，也谈一点。

因为比较长，参加的人很多，烂人也有，好人也有，所以没耐心看，只挑着看了一点甘阳的评论。甘阳说：“我觉得汪晖之所以这么重视郡县和封建的一个关键就是封建可能会开出来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情势，郡县制是一个一统制的趋势。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和汪晖的当代语境的理解有关，他比较注重多元制的问题，所以在他几个地方，比如清代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帝国系统这样一个方面强调的比较充分。”

汪晖在方法上始终是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判断从第一次读汪晖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读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都一直没变过。所以我觉得甘阳这么说不太对，汪晖有这种意识，原因还是在于他方法上的后现代主义，说得更简单些，就是结构主义。汪晖是先认定中国在现代之前是帝国，然后再逐步往上推，去找这个帝国生成的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晖所谓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实际上一直是在被人误读，这个厚厚的四卷本不是什么思想史，而是观念史，而且是结论先行的观念史，他的目的在于描述“现代中国思想”的生成过程。先有一个对古代中国的大体判断，然后是对一段时间之后的状态的判断，在这两点之间划一条线，然后再在历史中间去找铺路石，而最后铺成的这条路的名字就叫“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或者叫“现代中国思想的生成”。包括感言说的章学诚、戴震、章太炎，还有更早的朱熹，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前提下为汪晖的目的服务的。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汪晖喜欢说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萌芽”），都被这个叙事的过程给掩盖掉了。

汪晖关心的始终是观念，是“现代中国思想”。这是一个偏正式短语，它的主词是“思想”，“现代中国”是对“思想”这个词的限定。汪晖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思想史问题，比如说现在人谈论的比较多的儒学命运之类，这些都是副产品，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现代中国思想”所赖以成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比如公私、国家、民族、自由、科学这些观念在中国是怎样发育和成长的。而对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来说，最主要的是“照着讲”，而不是去分解它。就好比我们要讲一个枪的发展历史，那么就必须讲枪从出现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这个才叫思想史。而汪晖不是这样的，他给我们的是枪托是怎么制造的，枪管是怎么出现的，是一个个零件的制造过程，这个是观念史。

所以说，整个这个书是一个生成史的叙事，而不是一个很规范的思想史研究报告。

具体到前面引用的甘阳的这段话来说，汪晖的这个帝国的假设来自他说过的比较帝国研究给他的灵感。帝国这个概念，在描述很多国家的历史的时候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不能成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个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延续不断的，即使在最弱的南宋，皇帝也是天子，而天子是没有所谓国家的，有边界才有国家，天子没有边界，也就没有国家。我去年曾开玩笑说过，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有所谓的帝国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也就是不曾存在过但是被追赠成立了的“兴帝国”，嘉靖帝在大礼议之后把他老爹追赠为皇帝，但是却没有把他爹放到明朝的天子谱系里去，这就等于让兴献王成了他的封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帝国。比如说印度的莫卧儿王朝，这个叫帝国是可以的，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叫帝国也没问题，但是明朝能叫帝国吗，清朝能叫帝国吗？要是皇帝知道自己只是帝国的皇帝而不是天下共主，他肯定是火大的。

坦率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刚出版时的冷淡反应固然反映了现在的同志们的不学无术，但是后来的过度拔高也同样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现在有人拿汪晖比附章太炎，这个是完全不通的。章太炎是以复古的方式开新，是推着中国思想从古代朝现代走的，汪晖刚好是反的，他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前现代的中国，这怎么能一样呢？还有人说他是儒，这就更加误读了。他是很同情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遭遇，但是这个不是判定他是儒家的充分条件。判定一个人是否儒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应该是他是否认同儒家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化价值是否具有充分的自信。

与很多人的过高评价不同，我反倒认为从这个书的写作过程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很失败的研究。起点很明确，但是汪晖的方向并不明确，所以他自己陷入到这个题目里去了，他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个题目的控制能力，只能顺着这个题目自身的逻辑不断地朝回走。而一个失去对自己的题目的驾驭的研究，恐怕是不能算是成功的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