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彪全传与萧克回忆录 - [枕边读史]2007-11-26
大概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每天下班下了轻轨都要走一段，轻轨站那里的夜市很热闹，经常有个盗版书摊，所以就顺手买了一些。其中有本《林彪全传》，上面写的作者是林语星编著，也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挺厚，十块一本，还是比较划算的，就买了。还先后买过粟裕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蒋介石传等等。买了以后一直放着没看。周六看完《朱子语类》，就拿起来看看。作为一个军事人物的传记，这个书写得不好，打仗的事情基本上都没讲清楚，敌我形势对比、敌我双方的军事构成，开战前双方的排兵布阵等等，都没有怎么讲，只是讲了林彪在战前如何苦思冥想，做人如何沉默寡言，平时如何呆板冷漠等等，基本上是一个文学类的东西，很不好，看着没什么意思。象长征这样重大的事件，居然两三页就结束了，林副统帅在长征中如何英勇作战，全无表现。不过也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作者讲，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过草地时的安排是两个方面军合编，然后分左右两个纵队，一个由徐向前率领，一个由朱德率领，军委跟朱德纵队行动，中央机关随徐向前纵队行动。而在红一方面军的两个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被编在徐向前纵队，林彪所率一军团为纵队前锋，彭德怀所率三军团在后为纵队后卫。而在徐向前纵队中，中央机关又是另外编组的，徐向前率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先行，毛主席等中央机关纵队则居中。过了草地之后，一、四两个方面军分家，毛主席等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就直奔彭德怀所部，然后连夜开拔北上抗日去了，留下了四方面军所部，后来又重走一次草地，跟着张主席南下赤化全川去了。其实这个安排应该说没什么玄机，很光明正大。在过草地之前，按照张主席与中央达成的一致意见，张主席就任红军总政委，与朱德同为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在具体行动中，为了安全起见，军委与中央机关分散行动，毛主席等中央机关随一个纵队行动，军委张主席与朱德随另一个纵队行动。而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堵截，所剩不多，三军团与一军团都只是残军，被编到徐向前纵队，护卫中央机关，另外部分被编入朱德纵队，这样力量较为平衡，可以保证全军安全，应该说都是出于军事考虑，没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作者说，这个力量和人员分配就反映出了毛主席防人于未发的先见之明。首先，林彪部作为纵队前锋，彭德怀部居后，即使四方面军发生什么突然状况，比如说造中央机关的反之类，四方面军处于一方面军的夹击之中，就不敢有什么太过冲动的想法。其次，说是毛主席棋高一着，未雨绸缪，早就发现张主席心怀鬼胎，靠不住，所以安排他和朱德一起行动，而毛主席对朱德是充分信任的。毛主席的意思是，如果两军一旦分手，张国焘也不敢把朱德怎么样，而只要朱德在，就可以与张国焘斗争，最大限度地避免红军的损失，带着红军与毛主席汇合。虽然这么说是也能反映毛主席英明天纵，但是与事实未免相去太远了。首先，一方面军当时所余战斗部队连带中央机关的庞大组织，总共也不足3万人，战斗部队顶天了就2万多人，这还得连伤病员都计算在内，长途跋涉之后弹药等补给严重不足，战斗力大为下降，又被分为两部分，跟着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两部总共也不会有多少人，即使对四方面军构成夹击，真要是打起来，远不是四方面军所部的对手。其次，朱德随张主席一起行动，这是为了保证红军领导机关的完整，而不是什么毛主席的特意安排。朱德与毛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分开行动，早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常有的事情，并不奇怪。而且，两军会师后毛主席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把朱德拉到中央机关纵队来，毛主席也不会提出这么异想天开的要求。这两天在车上看的是《萧克回忆录》，写得倒是挺有文采，不愧是写过小说的，军事方面也基本上能把战斗的情况交代清楚。我才看到他到湘赣省担任红17师师长（原为红8军）那部分，感觉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细，几乎是巨细必书，生怕漏掉什么东西。他一生中唯一的独挡方面就是这段时间了，后来就一直是跟着贺龙混，没再出过头，建国后授衔他也只得了一个上将，在红军时期的方面军领导人系列里，属于最低的。敝帚自珍，人之常情，也不奇怪。看之前整理成文本文件的时候，发现他老管毛主席直呼其名，连***同志都不叫，感觉很不舒服。后来看了看才知道，他其实还是挺规范的，凡是讲到延安时期之后的毛主席，就都是叫毛主席的，延安时期之前他就都直呼其名。Tags： 红军长征
-
让人惊异的朱子 - [边读边写]2007-11-25
前天晚上看到差不多临晨四点，把《朱子语类》看完了。从五一看完《明通鉴》以后开始看，到现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中间除了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突击看张国焘回忆录之外，其余时间都在看《朱子语类》。国庆节从杭州回来后，速度加快，后面的三册就是这两个月里看完的。原计划看到春节前结束，现在提前完成任务了。还是有不少的发现，发现事实跟自己原来想的不一样。他对韩愈虽然也尊重，但并不推崇。对韩愈的态度，之前从《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里来看，他对韩愈应该是很崇敬的，这也符合整个北宋以来的士林风气。但是到了《语类》里面一看，完全不一样了。他虽然承认韩愈的文章不错，很值得读，但是他对韩愈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他认为韩愈基本上没有在道学上用过什么工夫，主要还是想做官吃皇粮，而且在地方官任上也没干出什么成绩来。那么韩愈为什么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呢？朱子认为，是因为韩愈的天资高。而在程朱一系的道学语境里，一个人被说成是天资高从来都不是什么褒奖，相当于瞎猫撞了死耗子。包括对苏轼的评价，都是这么说的，天资高。这实际上等于告诉一般的学者，不能学他们，这种天资的东西可遇不可求的。再是他的疑古心态让我很吃惊。比如说对对周文王周武王的评价，他也是有非议的。他质问说，既然周武王伐纣只是吊民伐罪，那么为什么在攻破朝歌之后没有选立商朝宗室而是帝制自为了？靖难之役后，方孝孺就是这么质问燕王的，你既然是来做周公的，那么武王不在了，你就应该立武王的儿子，你为什么要自己上去，这难道不能说明你本来就是造反？朱子的言下之意是，周武王伐商的动机并不单纯，而是有着很强的不臣之心的，目标就是改朝换代。对于周文王，他也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他认为从周太王开始，周不断的讨伐商朝的属国，就是在不断“翦商”，到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仍然不肯作王，不是因为周文王没有私心，而是因为周文王老谋深算，知道还没有到天下归心的地步。后来周武王临孟津会诸侯而退，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朱子甚至怀疑，纣王根本就不是***死的，而是被周武王烧死的。还有后代一直称道的成康之治，他也是很怀疑的，他说他曾经看见过有人提出，《诗经·关雎》就是当时的人讽刺康王的王后淫奔的，言下之意是成康之治不足信，康王其实没什么本事。再是他在评论与他同时代的人时的态度，是很不客观公正的。比如说赵汝愚所编选的《诸臣奏议》，他认为编得非常差，很不好，应该重新选编。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赵汝愚在相位上的时候，朱子与赵汝愚议礼不合。他说，赵汝愚之所以做出这个东西来这么不成样子，都是因为赵汝愚在不肯在道学上下功夫，学问没做好的原因。这么说实际上是很公正的，熟悉宋史的人应该都清楚，赵汝愚在南宋也算是名相了，有安社稷之功，后来被别人陷害去位了。在议礼的时候与大臣发生过争议，但赵汝愚并没有利用这件事打击别人，也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只是在与议诸臣之间折衷而行，作为大臣这么做是无可非议的。再是对赵鼎的评价，他认为赵鼎在气度上远不如张浚，张浚只是才短于质，天赋不够，本心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而赵鼎为人器局不够，斤斤计较。实际上，应该说宋高宗能够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延续赵宋鼎祚，开国功臣里面，赵鼎应该是出力最大最多的。张浚不考虑当时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劝高宗北伐，高宗到了平江，宋军在前方失利，赵鼎原来就反对贸然出兵，这时被高宗召回复官，就和高宗一起回了临安。在当时的形势下，宋军完全有可能象绍兴三年一样一溃千里，高宗和赵鼎知道前方失利，选择后退，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朱子却坚持认为，赵鼎这么做是报复张浚，因为赵鼎就是因为跟张浚在是否北伐的问题上发生争议之后才去位的。这与事实就不符合了，实际上赵鼎并没有报复张浚，倒是张浚在四川的时候冤杀曲端，自坏长城，对岳飞也做过手脚，才是真小气。再是朱子对儒学史的重新梳理。首先，他实际上是站在自己道学的立场上重新叙述出了一个儒学史，不仅否定了荀扬，也基本上否定了汉学，认为汉学不纯，夹杂了太多的纵横家习气，包括后世所称道的贾谊、太史公，他认为在根子上都是有纵横家气的，不够纯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港台新儒家才提出了“儒学第三期”的说法，就是孔孟第一期，程朱第二期，而现在他们要做的是第三期。其次，与80年代以来学术界流行的儒道互补说完全相反，他认为整个儒学从一开始就始终是在辟老庄，辟道家。有人问他，孟子不是没有提老庄吗？他的回答是，孟子虽然没有直接辟老庄，但却辟了杨朱，杨朱源出于老子，在本质上就是老庄。然后是佛教，他认为佛教本身并不高明，刚传入中国时并没有多少影响，真正有影响是在达摩之后，而他认为达摩所作的就是将老庄融合到了佛学之中。这样，他叙述出来的儒学史本身就是一部与老庄的斗争史了。当然，朱子给我的惊异远不止这些。但是，总体上来说，朱子的门户意识很强，评事范人的时候往往高蹈，这个是差不多的。这两天还在书店里看见了《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打折后大约250的样子，但是暂时还是不想买了，看明年吧。原打算今年内读完《朱子语类》，明年读《读史方舆纪要》的，现在既然提前完成任务了，那就看点别的。看了差不多三年的古籍了，今年剩下的时间看点白话文，主要还是军事和国际共运方面吧。Tags： 朱子语类
-
《南京》 - [闲言碎语]2007-11-24
你去审一下，这些狗娘养的，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处死，以后也这样办。——孙立人把这句话写在开头，并不表示我喜欢孙立人，只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对倭国这样的低级种族，这个话以后也一样适用。只要日本列岛一天没沉，这句话就一天有效，直到这个种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一直没看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东西，电影、书什么的都没看过。不是想要忘记，而是怕看。君子远庖厨，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更何况是自己的同胞。前一阵买了一个《兄弟之生死同盟》，今天没事干，想拿出来看看，结果老卡碟，只好看看今天顺手买的《南京》。今天之所以买，不是因为比以前勇敢了，不是因为变得冷血了，而是想看看米国人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这个片子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米国的资料，也有几个中国老百姓的访谈，但是大体上还是以米国人自己的叙述和记录为主，也有一些鬼子老兵的访谈。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这些老杂种到现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谈到他们在中国的奸淫掳掠，他们没有丝毫的愧疚，包括枪杀平民，强奸妇女，他们连起码的害羞都没有，而是显得很高兴，好像是在讲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就好像他们把膏药旗插到白宫顶上去了似的。这些老杂种，官府如果真有种，如果真要崛起，就应该把这些老杂种弄到中国来接受审判，最好是公审，然后处死。当然，也要象天朝一样，处死之后向倭国讨还每个人五毛钱的子弹费。当然，对倭国的这些低级畜生们来说，最简单的辩护可能是，他们当时是在执行军部的命令，属于职务行为，不能算是犯罪。米国人的记述里提供了一个细节，说是当时南京的大使馆也感到很为难，他们试图阻止倭国的这些畜生继续胡来，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当时倭国的文官政府确实没有向中国宣战，也没有发布在南京进行屠杀的命令，但这不成其为理由。既然文官政府没有下令，那么这些畜生是奉的谁的命令？是军部，还是当时负责进攻南京的部队的长官？总要有个人下令吧，是谁下令的，谁就应该死，枪毙一万年都是应该的。如果说当时的长官发布的命令只是发布了一个很暧昧的命令，比如“在进城之后可以自由解决食宿等需要”之类，而不是下令让他们杀人、强奸和抢劫，那么所有参与的人就都是罪犯，都应该死，应该枪毙一万年。活着的现在处死，已经死了的，也要焚骨扬灰。此外，应该在南京建一个象秦桧跪像那样的雕像，让这些畜生们千秋万世都受人唾弃。倭国不是把这些畜生们放到靖国神社里去了吗，天朝就应该搞一个这样的东西，让这些畜生永世不得翻身。Tags： 南京大屠杀
-
文化也要崛起 - [闲言碎语]2007-11-24
文化也要崛起
这次***报告里关于文化的提法分为四个方面，其中，这句最重要：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党的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有这种口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而且要“走向世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报告也是在党的文献史上第一次正面提到了“中华文化”这个概念，而且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和文化体制创新并列的，单独成了一块。
而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确了，就是中国不能再仅仅充当文化输入国的角色了，也要准备向外输出。这就意味着，党已经意识到一个大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外交上要崛起，同样的，文化也要崛起。
这种提法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然是屡见不鲜了，但是基本上都是出自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分子之口。五四时期，1980年代，都有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说过“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头了，不行了，只有中国文化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够救世界”之类的话。但是在现代化任务压倒一切的舆论环境下，这种观点大多数时候都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只要一有人批评西方正面理解西方，马上就会有人赶紧跑出来念一通拿来主义的老调子。而且喜欢背这种顺口溜的人往往是长期反鲁迅捧胡适的，就是一到了这种时候就慌不择路，拣起鲁迅当棒子使了。
而最近的一次则是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造反，文化保守主义公开地宣称，西方理论救不了中国，中国也不能重走西方的老路，中国过去没有走过西方的路，未来不能走也不会走西方的路，中国只能走中国的路。甘阳近年来的文章与演讲可以视为这种趋势的集中表达，到甘阳与刘小枫写的《重新理解西方》里，用意已经被完全挑明了。
实际上，从2005年在清华的演讲开始，甘阳翻来覆去的就是在表达一个意思：过去那种抱着从西方寻求解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在必须“重新理解西方”。至于什么样的“重新理解”才是“正确的”，虽然这平篇带有纲领性意味的文件并没有明言，但是熟悉甘阳近年来的言论的人应该能体会得出他的意思，那就是现在的“重新理解”必须是像费正清研究中国那样去研究西方，甚至去研究世界，而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是为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服务的，费正清毕生最大的愿望并不是搞什么劳什子学术研究，而是做外交官。因此，这种“重新理解”必须以对20世纪中国普通知识大众中弥漫着的甘当西方小学生的传统断裂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人的世界图景。更进一步言之，就是中国不能继续生活在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所形成的世界解构里，中国必须以广阔的视野建构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世界图景。
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相当广泛的回应。在学术界，远的有1990年代汪晖对“亚洲想像的谱系”的反思，近有2003年以来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重新认识和积极研究；而在社会上则有历史热与国学热与之呼应。尤其是近两年来普通社会公众对汉、唐、明历史的热情，蔚为大观，而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时期。在国家以民族复兴号召民众的时候追忆祖先的荣耀，当然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为了在当下找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的位置。
而在党的意识形态层面上，民族复兴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循。早在2000年前后，党的领导人就曾经提出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成了无法阻止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这次***报告中流露出来的这种充分的文化自信既是对民族复兴问题的理解的进一步深化，也是近年来此种社会思潮的积极回应，具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文化自信意识的觉醒并不是大功告成，而仅仅是一个开始。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国家还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高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水平，而作为第一步就是必须进一步肃清近20多年来回潮的文化自卑感。虽然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对中国有信心，但也必须看到，居于主流的仍然是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和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盲目拒绝。而且，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普通知识大众中，在一般社会公众中也有相当大的市场。国家在文化政策上也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加以诱导，改变这种现状，最低目标也应该改变这种思想占主流的状态。
Tags： 文化，崛起
-
徐帅一生唯谨慎 - [边读边写]2007-11-22
在公交车上奋战两星期，终于在昨天下班的时候把徐帅的回忆录看完了。感受主要有两点，一是徐帅的军事能力问题，一是徐帅的性格。就军事能力来说，应该说，徐帅是共军将领中较早具有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一位。在红军时期，徐帅就指挥过好几万人——最多时8.6万——的大兵团作战，而且在红军时期就实现了战术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的，这一点非常难得。按照共军将领战术学习的阶段来说，在学会运动战之后，就应该向打运动歼灭战发展。但是徐帅在这方面的转型却不成功，从四方面军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徐帅在指挥部队打歼灭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计算错误从而导致原打算围歼的敌人突围逃走的现象，始终没有解决。每逢碰到这种情况，徐帅都会习惯性地说这是部队追击不力造成的。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更多的时候问题不在部队身上，而在指挥员身上，计算的失误往往就会导致这个结果。但是，即便如此，徐帅的军事能力在共军中也排在前列。除了军中公认的军事能力比较强的林彭刘粟之外，徐帅和陈赓的军事能力应该就是最强的了，至少比元帅中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罗荣桓这些人强，而且是能够独挡方面的将领。当然，徐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不能不考虑部队自身的因素，因为当时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随着刘邓、陈谢南下了，留给徐帅用的部队很少，大部分是从地方部队转为野战军的，无论是战斗素质还是纪律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徐帅能够用不足十万人的部队搞定整个山西，解决盘踞山西40年的阎锡山，实属不易。尤其是围攻太原的战役，徐帅用不足8万人的部队居然还包围并歼灭了阎锡山的13万人，很不容易，没有红军时期的作战经验，做不到这一点。徐帅的性格是比较低调的，与世无争，随遇而安。从他的回忆录里看，除了二月逆流那次之外，徐帅基本上没有当面跟人急过，只有那次拍了桌子，情绪很激动。这从他早期为人处世的风格就能看出。他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两个学校做过老师。第一次因为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被学校开除了。第二次很莫名其妙，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当时到底为什么被开除了。在这之后，他在家里没事情干，才去考的黄埔军校，走上了革命道路。到四方面军以后，开始时还好，后来张主席搞肃反，比较过分，连徐帅的老婆程训宣都肃掉了，徐帅也没有去问问是怎么回事，还是已经时过境迁到了延安之后，才了问当时主持此时的人，但是也没有责备别人。四方面军与中央分裂时，徐帅心存不满，但是仍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张主席电令南下，他也就南下去了。他长期与陈昌浩同志共事，应该说陈昌浩同志做人做事是很过分的，但是徐帅也基本上不与他争执，除了在西路军已经失败时在会上稍微辩过几句之外，他也没有争执过。到延安后，他的工作一直变换，他也没有要求过什么，始终是中央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中央要他去什么地方他就去什么地方，从来不说二话。建国后也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一直到二月逆流，他才讲了几句话。文革期间将他疏散到开封去，女儿受他影响当兵不成，他都没说过什么，也不去争。让他下工厂，二话不说就回家卷好铺盖，第二天就下了工厂。可以看得出来，徐帅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个技术型人才，政治上不够敏感，所以一直在政治上很谨慎，不轻易表态支持谁也不轻易反对谁。凡是他讲到政治路线问题时，一律全部遵循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口径，丝毫不带含糊。比如说在张主席这个问题上。按理说，张主席一手将他提拔到了四方面军头号军事主官的位置上，对他是有大恩的，但是他在提到张主席时，丝毫没有为张主席说过好话，都是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类。提到他跟着张主席南下，也说是自己当时的水平不够，认识不到位，只能到那个水平，并明确说自己这个事情做得不对。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没有跟他商量就离开部队，他也说自己赶到很惭愧。对于毛主席，也完全服从了决议的定性，建国前完全正确，17年部分正确，文革全错，没有一点越轨的地方。不过，他这么讲到底是不是发自真心的，很难说。看完这个回忆录就能发现，看不到他的真实，只能看到他坐了什么事情，当时是怎么做的。能看到的就是这些，至于他是怎么想的，从来不说，说了的也都是前面说的那样，完全服从组织决议的，自己不随便发评论。只有一个地方让人觉得奇怪，就是他特意区别了毛主席跟“四人帮”，说在对待二月逆流和老干部的态度上，毛主席和四人帮们是不同的。按照主流的历史叙述，四人帮之所以敢在二月逆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完全是有毛主席这个后台，虽然一把只是说四人帮如何如何，其实大家都明白是在指责毛主席。只要不特别指出，大家基本上都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徐帅特别提出了这一点，说毛主席跟四人帮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可以说，这是整个回忆录里面唯一让人觉得意外的地方，在文革后对二月逆流事件的主流叙述背景下，这么说显然有为毛主席辩解的意思，说明他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徐帅的这种态度有两个可能，一是他特别清醒，是用这种方式明哲保身，也就是他很狡猾，一种是他本人的性格确实如此，什么事情都显得很无所谓，与世无争，但求平安。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他对张主席、毛主席这些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但是他知道不能轻易表露，表露了就会有麻烦，所以宁愿一直藏着掖着。但是对于大多数情况，他都觉得无所谓，随遇而安。再说说他与四方面军系统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徐帅是四方面军的代表，包括他授衔、后来在军中的地位，都不是出自对他工作能力的肯定，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四方面军的一大群将领，他是唯一有资格代表四方面的人。看完回忆录，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个误解。或者说，即使中央把他当作四方面军的旗帜，也完全是个误会。以他的性格而言，他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大。这一点对比一下张主席就能看得出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就向中央提出，要让四方面军的人多几个在中央工作，增加发言权，这才是一个老大的样子，知道维护自己手下人的利益，知道为他们争取权力。但是徐帅完全没有，徐帅始终保持着很谨慎的态度，与四方面军的将领也不是特别密切。实际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更能代表四方面军的人不是徐帅，也不是王树声，而是许世友。在延安那件事以后，许世友实际上就成了四方面军的领头人。比起许世友来，徐帅和王树声显然要内敛得多，所以中央宁愿将错就错，让徐帅继续充当四方面军的旗帜。所以，包括后来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人很得志的时候，徐帅都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心腹，始终保持着距离。总之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徐帅其实也一样，一生唯谨慎。Tags： 徐向前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