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还没有废宰相的时候，有一次问刘基，胡惟庸、汪广洋等人中间，谁比较适合做宰相。刘基一个一个都否定了。太祖就问，那么就是说，只有你了？刘基回答说，我不行，我疾恶太甚。所以，太祖始终没有强迫他做宰相，而是让他一直做御史大夫，也就是检举诸司百官。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说的人太多，说得也太多，好象渐渐没有意思了。其实这是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就是说，作为宰相，可以没有特别好的才干，但是器量一定要大。在宋朝的背景下，这话的意思就更明确了。作为宰相，不仅必须能决大事，有决断力，而且，必须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人，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并使之尽可能地得到发挥。

所以，范仲淹年轻的时候曾经问王曾，宰相之任在进贤退不肖，为什么不见您进一个人才？其实不是王曾没有荐举人才，而是他荐举人才都是悄悄跟皇帝说的，让被荐举的人知道，他能被任用都是皇帝发现的，从而避免自己结党营私的嫌疑。有功则归于上，有过则分于下，这是从汉朝就开始确立起来的政治规则。用王曾当时回答范仲淹的话说就是，如果好处我们都得了，那么过错的责任谁来承担呢？

宋朝的文官政治太发达，好处虽然多，但毛病也不少。文人不象武人，武人大多头脑简单，有什么说什么，做事都是做在明处，背后胡来的不太多。而文人则不然，更习惯于在背后使绊子。所以政治形势常常是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必须处理好，稍有不慎，得罪了人，对自己就可能会有致命的影响。很多人在朝廷做官，头天还跟别人一样上朝论事的，一觉醒来，自己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被贬窜远方了。这就要求做大臣的不但要具备常规的本事，而且还必须学会在朝廷生存所需的一套东西，尤其是要足够有柔韧性。

北宋最有名的宰相里，吕端、李沆、王旦、吕夷简这些人，都是这样，碰见事情的时候，不是他们没意见，而是他们不轻易发表，他们的意见只对最高决策者也就是皇帝发表。同僚们从他们嘴里探听不到任何意见。所以，看看史书就能发现，这些做宰相时间比较长的宰相最大的特点都有一个词：端谨。也就是说，不光是端，而且还必须谨。

拿这个标准来看，李纲就不算是个很合格的宰相。

这当然不是说李纲的才干不够，他的才干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金国第一次贸然渡过黄河，围困东京的时候，徽宗准备脚底抹油开溜，让太子留守。时任少府卿的李纲给他的顶头上司吴敏建议说，要他向徽宗提出直接禅位给太子。徽宗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随后，李纲就被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负责都城的城防事务。

朝廷派人出去和金国谈判。这时的金军其实只有六万人，如果真的各地的援军赶来，后路也被切断，就有可能被包围歼灭，利在速战。所以，金国要求，必须将河北山西两地割让给金国，同时赔款一千万，并派亲王和宰相一人护送他们过河——万一被追击，可以有个人质在手里。

派去的人回来一说，李纲认为，地是坚决不能割的；赔款的问题，一千万的数额，不要说是东京，就是全国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不可能；亲王绝对不能派；宰相可以考虑派一个去。他还进一步建议，应该派一个可靠的能言善辩之士去金营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同时让河北的军队收复失地，切断金军归路，援军到来之后将金军围困起来，等师老力疲，再最后歼灭。执政大臣么都不肯去，钦宗就直接提拔他做了宰相。但是，李纲前脚出去，后脚朝廷就把康王和张邦昌派去做人质去了。

很快，援军到了。这时的宋军主力是西军，也就是在陕西一带驻防的部队，由种师道、姚平仲率领。种师道还在路上，就开始生病，姚平仲冒险发动偷袭，结果被金军击败。金军责问，朝廷很紧张，李邦彦就说，这都是姚平仲和李纲的主意，要把李纲罢免了，才能给金军消气。钦宗就罢免了李纲。消息传出，陈东等太学生发动学潮，上书朝廷，要求给李纲复官。钦宗只好又给李纲复了官，宋军士气大振。

金军一看援军四集，城内宋军士气复振，不由得有些担心回不去，就带着和朝廷签订的协议回去了。朝廷下令分兵十道追击。但是，西路金军这时正在围攻平阳，山西震动。朝廷怕金军再次渡过黄河威胁京城，就赶紧下令追击各军迅速回军保卫京城，诸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军渡河北归去了。

临阵脱逃的徽宗一看金军退走了，就又从扬州回到了东京。但是山西的形势仍然很紧张。因为朝廷在灭辽战争中对河北山西两省征敛太重，民心已散，民兵都叛变了，投降了金军。朝廷商量着派一个人去负责山西解围战役。早就对李纲不满的耿南仲赶紧向皇帝进言说，这个事情，除了李纲，别人都搞不定。朝廷就给了李纲一万二千军队，让他去救援山西。他走了没几天，朝廷就又命令李纲集结的军队解散，各回本镇，并罢免了李纲，把他贬到岭南去了。

金军第二次南下，朝廷一看情况紧急，又赶紧起用李纲。李纲走到湖南，就把湖南的部队集结起来，准备驰援京城。但是，李纲还没过长江，京城就已经沦陷了。

不久，康王在河北开元帅府，承制给李纲复了官，檄召李纲来与他会师。李纲还没到，二帝北狩，高宗登基，就封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御史中丞跟高宗说，李纲以前跟金军打过仗，让他做宰相，可能金国会不高兴。高宗很生气地说，照你这么说，恐怕我当皇帝金国也不高兴。李纲一到南京（现在的商丘，当时的应天），高宗就告诉了他这事，李纲回答得很悲壮：

“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尝封示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

高宗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对他很信任。他上书论十事，都是紧要的急务。不过，他也认为，“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用他自己概括的话说，就是外攘内修。这其实是后来的主和派的主要观点。但是，跟别的主和派不同的是，他和宗泽认为，必须守住东京，然后才能谈得上恢复。如果实在觉得东京不安全，那么，长安应该是首选，襄阳次之，最下是建康。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立足于守，必须占据战略要点，徐图恢复，而不是限江自守，偏安江南，不问中原。

然后，他提出必须将张邦昌明正典刑，以恢复人心。离乱之际，死节的人少，而投降的人很多，所以必须把法度立起来，不能姑息。他说：“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也就是说，反正我跟张邦昌这样的叛逆之臣不能并肩立于一个朝廷上。

这话对不对？很对，非常对。但是，话有很多种说法，他选择了最不聪明的一种。

他不会不清楚宋朝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在东京的时候，仅仅因为给罢了他的官，就引起了京城几十万人规模的社会运动，已经足够说明人心所向了。富弼在庆历新政后被罢免，谪知青州，因为当地百姓对他评价太高，就引起了朝廷和皇帝的恐慌，给他换了任所，更不用说在这种国家离乱之秋、人心难测之际了。皇帝自然会对他有警惕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处处谨慎从事，收拾人心，逐渐安顿朝廷，恢复军民的信心和国家元气。结果他的话说得如此决绝，无异于要挟皇帝，你如果不罢免他，那我就不干了。虽然皇帝面子上很感动，但内心的不安自然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其一。

张邦昌僭称帝号，这是事实；有罪，这也没问题。但是，张邦昌僭的是赵家的皇帝，赵家的皇帝都觉得可以暂时忍受，李纲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而且，皇帝新立，正是需要重振纪纲的时候，肯定需要立威，但李纲这话无异于要挟皇帝，是对皇帝权威的挑战。俗话说，见山说山话，见水说水话，要是这时的皇帝是太祖、仁宗这样的皇帝，当然没问题，可是碰上的偏偏是做过人质受过惊吓的高宗，他怎么可能象仁宗那样对待这样的话。现在是危急时刻，皇帝自然不跟你计较，可是只要一稍微安定下来，未免会秋后算帐。

随后，李纲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复兴计划，改革宋初以来的军制，招募水军，在北方训练车战部队以抵御金军的骑兵，向国民募捐军费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应该马上就着手做的事情，不做不行。但是，凡事总有个缓急先后，总是需要个过程的。朝廷新立，诏令所能到达的地方十分有限，能用的人才也很有限，只能一件一件的来，怎么可能一下就着手实施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呢？尤其是，朝廷军费不足，当然应该解决，可是怎么能向国民募捐呢？所以，宋齐愈说：“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

等到他把人得罪完，他着急的事情一件也没办成，金军没有大举南下的迹象，他就被贬出京城了，再没有参与过朝廷重大决策。明史上对杨士奇的评价里有句很关键的话，“善处君臣间”。其实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忍耐力。明英宗复辟后，为除掉当初发动夺门之变的所谓“功臣”，花了七年时间才最后完成这个过程，而李纲想三下五除二就赶紧完成，未免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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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底了，买了一年了，总该看一回，不看对不起自己的钱。质量似乎还是没多少长进，能让人看得下去的少之又少。不过这次总算是发现我越来越讨厌《读书》的原因了，也算是个收获。其实原因倒挺简单，文学和经济学的东西太多了，多得让我觉得厌烦。

 

文学的东西倒不是说不应该有，而是有的都是没什么看头的，大多数是让人觉得看不下去的那种，越来越小圈子化，越来越小气，越来越无病呻吟。至于经济学，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没有什么经济学家，有的只是吃经济学饭的人。而且，我越来越疑心，经济学这个东西是纯粹扯淡，属于扯着嗓门喊“人必须要吃饭”一类的真理的那种东西。

 

我看的比较认真的只有几篇，分别是《为什么是恰帕斯》、《四十年的卢沟桥》、《肉食者的学问》和《略谈波恩学派》，就简单说说这几篇吧。

 

“蒙面骑士”好象是今年评论很多的书，想来如果不是因为作者是墨西哥的造反农民领袖，大概没多少人会去看的。这个普遍鄙弃“造反有理”的年代里，“造反”对弥漫着小资气氛的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属于叶公好龙一类。看别人造反尽可以看得万分感动泪流满面，但是当真正的造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大多数人又会本能地厌烦造反干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其实这正常是建立在很多人的不正常的身上的，但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便不觉得不正常，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年来的文化自信呈直线下降，可是下降到一个曾经以造反为荣的国家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因为别人的造反而激动的地步，大概也用得上“沦落”两个字来描述了。

 

张志新事件过去了这么多年，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抬高和升华，已经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事情了，好象谁不站在张志新这边同情她、不谴责专制和暴政，谁就不道德似的。虽然我一向来很讨厌拿一个人的生活细节说事，但是在象张志新的婚外情之类的事情上，却常常觉得是应该的。倒没什么特殊的原因，只不过听唱给她的赞歌听得太多了，所以听见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总是觉得有些放松的感觉，好象一个套在头上的箍子突然松了似的。所以，虽然《编辑手记》里对张承志的这篇文章评价颇高，我却觉得很烦，一点都喜欢不起来，一点没有以前看张承志的文章时那种干净利索的感觉，反倒时时觉得他在没话找话，在表态。

 

张鸣的文章一向来很喜欢。这些年来中国的文风越来越欧化，越来越下流，越来越无聊，到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术语言已经成了完全彻底的翻译体，以致看见社论体都让人觉得清新的地步，大概是当年反对社论体的正人君子们所没有料想到的吧。所以，在这样的年代里，张鸣、李零这样近乎面对面侃大山的文风倒时常让人觉得很亲切，忍不住想一气读完。其实，就文章来说，这个文章是个广告，而且写得极不高明，稍微知道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广告，实在太没创意了。不过，《兵以诈立》的内容虽然说不错，但是文风却过于不正经了，太过随意，简直近似北京街头的出租车司机扯淡，未免太不尊重读者了些。

 

其余的，就《略谈波恩学派》和《海德格尔与大学改革》值得看看，不过就不说什么了吧。别的都懒得看，尤其是忝陪末座的两篇经济学的东西。搞经济学的人谈论幸福，实在是不伦不类，纯粹扯淡。听他们谈幸福，还不如跟民工坐在回家的火车上闲聊。至于经济学的科学主义云云，要是搁在十年前讲讲兴许还有些意思，如今再来讲，就未免太马后炮了。

 

算了，有一阵子不帖图了，今天还是来一个美女，当当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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